中新经纬客户端4月12日电 题：《朱民：总量不是2021年的最主要的政策目标》

　　作者 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

　　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宏观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宏观政策应当关注哪些重点？我认为，关键在于推动增长和平衡并重。

　　和以前的很多危机不一样，疫情的冲击对各国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居民、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影响，最典型的差距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个鸿沟在拉大，这既是意外，也是很令人不安的现象。

　　世界范围里，不平衡反映在方方面面，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同步，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中国，从大的格局看，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在经济正增长的背后，存在经济活动的不平衡，这种经济活动的不平衡还没有到形成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程度。从总供给侧来看，2020年工业反弹很强，服务业反弹弱。从总需求侧来看，2020年中国投资贡献很大，消费的贡献很低。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中国在走向服务经济，服务业的比重逐年上升，以消费为主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正在逐渐形成，但疫情却对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趋势产生了逆向冲击，这就需要思考政策应该怎样走。

　　站在2021年，当强力推进经济反弹和恢复时，既要看到总量，更多地又要看到结构，特别是政策偏重结构的恢复，再平衡就变得特别重要。

　　除了疫情造成了结构性的经济活动不平衡，中国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的转换中，有三个重要影响因素。

　　第一，老龄化。老龄化和长寿化的结构变化是巨大的，从根本上改变需求、改变供给，也改变金融，比如在养老保险方面。日本是老龄化最早的国家，从1994年到目前的数据来看，日本的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占经济比重都是萎缩的，只有医疗、科技、通讯等行业是发展的。

　　第二，碳中和。碳中和是能源革命，是环保，也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走向绿色发展的道路，是根本发展方式和发展范式的改变，中国会由此告别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以石化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发展轨道，走上绿色为主的发展轨道，这是前人所没有的。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就要消耗能源，同时还要减少排放，走绿色的道路，这项任务的时间是紧迫的，而转换规模很大，将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第三，数字化转型。当前，数字化进展非常快，整个数字化过程会根本改变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数据变成了资源，科技能力、算法变成了劳动生产率，国家的竞争地位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把这三个因素放一起看，提示我们宏观政策确实是特别重要的。

　　宏观政策的运用，对于继续走出疫情的危机、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很多国家现在还在走出疫情的这个阶段，而2021年中国的定位其实不是走出疫情，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整整领先全球经济复苏一个周期，大部分国家都在考虑走出危机的时候，中国已经走出去了，并在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阶段，相比之下，总量不重要，结构重要；总量不重要，质量重要。疫情在客观上已经对结构制造了新的不平衡，因此中国需要修补疫情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平衡，需要修补产业之间的不平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的不平衡、区域间的不平衡、就业的不平衡、收入的不平衡等，回到自己的结构和发展的基础框架上。

　　2021年的宏观政策应偏重结构，修正疫情造成的结构不平衡。与此同时，还要面向未来，特别是注意老龄化、碳中和带来的巨大的发展范式的改变，看到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适应这三个方向，从而能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永久性的、绿色的、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轨道上。

　　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在这次疫情中采取了理性的、合理的刺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模与国际水平比都是中等、中等偏下的。既看到了已有的风险，也看到了传导机制的重要性，所以，用细微滴灌的办法逐渐地推进，提高它的效率，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留下空间。总量不是2021年的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再平衡和结构恢复、发展、转型是政策的主要目标。

　　2021年在中国历史上一定是重要的一年，因为是“十四五”的起点年，也是经济结构转型重要的基础年，所以，2021年的政策基点会为中国走向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范式打下基础。看到总量的同时也要看到结构，更多的看到结构，推动结构的平衡，引领结构的转型，把中国经济放到绿色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上，这是2021年宏观政策的挑战和目标。（本文据朱民在“2021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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